战火中的经典文学作品
纪念抗战，读读这些战火中的经典文学作品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文学担负起唤起民众、实现民族救亡的使命，文学界掀起了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文学浪潮。一部部文学作品、一份份文艺刊物、一个个文艺团体……在战火中诞生。大时代的炼火里，这些拿笔的“战士”从来不曾缺席。文学，从未脱离时代。
九一八事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趁势而入，在东北大地上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奴役。一批青年作家被迫流亡关内，怀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激愤，写下了一部部反映故乡被异族蹂躏，民众进行不屈反抗的文学作品，他们就是现代文学史上令人瞩目的“东北作家群”。
李辉英的《万宝山》是第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于1933年出版，成为东北抗战文学的先声。作品真实反映了震惊中外的“万宝山事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侵略野心，热情讴歌了东北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骆宾基发表了个人第一部长篇小说《边陲线上》，以热血青年刘强投奔抗日救国军，经过曲折的斗争，最终使濒临瓦解的抗日武装重获生机的故事，歌颂了东北人民的斗争精神，启示中国青年要像刘强那样与民众结为一体，向一切内外的恶势力勇猛进击。
1933年，舒群创作了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成为他的成名作及代表作。作品通过东北沦陷区三个不同国籍孩子悲欢离合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人民的悲惨命运和民族矛盾，给被压迫人民指出了斗争方向。
1935年，萧红在上海出版了《生死场》。这部作品描写了沦陷前后东北农村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既揭露(一个标准团有多少人？一个标准团人数通常是1500人左右，是由若干个营（或连）及战斗、勤务保障分队编成的军队一级组织。)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又大胆反映了人民的诉求，其中，“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更是呼喊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同年，萧军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描写出东北抗日游击队在战争血火中的成长，充满英雄主义气息。
端木蕻良于1932年参加塞外“学生军”抗日，后转入文学创作。1937年他的短篇小说集《憎恨》出版，著名短篇《鴜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收入其中，作品以最无力的声音、最柔弱的形象表达强有力的憎恨。
还有白朗的短篇小说《伊瓦鲁河畔》、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马加的小说《登基前后》等，都反映了东北人民在侵略者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人民坚贞不屈的反抗。
小说之外，诗歌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闪光点。金剑啸的《兴安岭的风雪》以诗歌形式讲述了一个抗日联军连队在风雪弥漫的兴安岭上和日寇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这是第一首歌颂东北抗联的叙事长诗。
七七事变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卢沟桥的枪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作家的爱国热情。作家们纷纷行动起来，一系列以卢沟桥为题材的作品诞生。
由中国剧作者协会会员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宣传鼓动剧，1937年8月7日起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首演，引起轰动，拉开了抗战戏剧的序幕。
田汉于“八一三”前夜创作的《卢沟桥》，融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歌颂了抗日军民的斗争精神，并塑造了团长等多个人物形象。该剧在“八一三”前，由南京报人慰劳抗战将士公演会首演于南京，立刻引起轰动。
在民族危亡、全民抗战之际，文艺界自发结成了各种抗战文艺团体，创办各类抗战文艺刊物，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事业中。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田汉、丁玲、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等四十五人为理事。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并曾多次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访问慰劳各地战场。除此之外，“文协”组织编写了数十种通俗读物和《抗战小丛书》;大力倡导通俗文艺;举办多次学术座谈会，就诗歌如何为抗战服务以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做了探讨……“文协”始终是文艺界团结抗日的旗帜。
《抗战文艺》为“文协”会刊。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是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唯一文艺刊物，对开展抗日文艺活动、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作用。
此外，还有创刊于1937年8月24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创刊于1937年9月11日，胡风编辑的文学周刊《七月》;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茅盾主编的兼顾创作、评论、翻译的大型文艺综合性刊物《文艺阵地》……这些文艺界人士主办的报刊，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很大作用。
淞沪会战炮火的洗礼
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是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战争中进行的规模较大、战斗较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中国”的计划。围绕淞沪会战，出现了一系列反映淞沪抗战、歌颂军民抗日热情的作品。
1937年8月23日，在经历卢沟桥事变与淞沪会战“十天的恶战”之后，茅盾满怀悲愤写下《炮火的洗礼》，宣称“古老的伟大的中华民族，需要在炮火里洗一个澡!”“在炮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就更生了!”
参加了淞沪会战的阿垅，创作了多篇反映淞沪抗战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作品，均刊于《七月》，后结集为《第一击》。
《给予者》是上海作家集体创作的反映淞沪抗战的小说，由欧阳山、草明、于逢、邵子南、丘东平讨论写作纲要，丘东平执笔。作品描写了爱国者黄伯祥从卡车司机成长为一名战士的历程。茅盾称作品写出“中国人民大众的抗战意志如何在压迫下、践踏下、侮辱下、欺骗下，沉郁而坚定地发展，终于达到‘由自己去担当’”的地步;黄伯祥为了民族和祖国，只有“给予”，而从不思“受取”。
骆宾基的报告文学集《大上海的一日》，收有《“我有右胳膊就行”》等七篇文章。《“我有右胳膊就行”》以战火纷飞的淞沪战争为背景，描写一个左臂受伤的战士，再三声言“我有右胳膊就行”，坚决要求上前线重新投入战斗，突出地表现了一个抗日士兵的爱国精神和顽强斗志。
宋之的的独幕剧集《旧关之战》，收独幕剧《黄浦江边》(又名《黄浦月》)《旧关之战》。作品系“八一三”后作者率“上海救亡演剧一队”赴各地流动宣传期间写成。《黄浦江边》以“八一三”抗战为背景，以一个在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中成功地炸毁敌船的“水鬼”为主人公，热情赞颂爱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旧关之战》以陆军第三十八军某团的旧关争夺战为依据，表现了该团前仆后继、抗击日寇的壮烈事迹。
丘东平的报告文学《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系抗战初期报告文学名篇之一。通过“八一三”战事中一位女难民的经历，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同时，反映上海军民“用了坚强的意志和日本疯狗决斗的一幅壮丽的、美丽的画景”。女难民自述其经历，真实感人，富有强烈的鼓舞战斗的情绪。
“八一三”事变后，木刻家曹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难民收容所的管理工作，根据这段时间的见闻和体验写出了《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在死神的黑影下面》等报告文学。上海沦陷以后，他又加入江南的游击队，直接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又写了《潜行草》《访江南义勇军第三路》等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发表于《七月》，1941年辑为《呼吸》出版。
还有巴金的抗战三部曲《火》，反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后，爱国青年冯文淑、刘波和朝鲜流亡青年的抗日热情和锄奸活动。作品结合抗战期间的社会现状，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控诉日寇的血腥暴行，赞扬了军民奋勇抗战的精神品质。
台儿庄战役到前线去
发生于1938年三四月间的台儿庄战役，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此次战役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一批以台儿庄战役为主题的作品随之产生。一些作家更亲自来到战争前线采访，根据所见所闻和采访体会写成作品。
反映台儿庄战役的作品有三幕剧《台儿庄》(王莹等集体创作，锡金等执笔，贺绿汀作曲)，讲述了农民江大义等人配合王震团长率领的守军，在台儿庄坚持与日寇斗争的故事。还有赵景深的鼓词《台儿庄》、张天虚的报告文学《运河的血流》、谢冰莹等的《第五战区巡礼》等。
1938年4月5日，郭沫若写下《鲁南胜利之外因》，刊发于1938年4月7日汉口《新华日报》。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民族出版社1938年4月出版的《血战台儿庄》一书。
1938年初，二十八岁的姚雪垠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名义赴徐州采访，并去了安徽宿县境内于学忠将军军部，与游击队员们座谈，4月，姚雪垠在武汉写出报告文学《战地书简》，反映的即是这段经历。
1938年1月，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在徐州成立，李宗仁自任团长，收容训练从北方各省流亡来的青年学生。诗人臧克家加入。1938年4月，臧克家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在台儿庄战地共采访二十多天，归来写成长篇通讯报道《津浦北线血战记》。
敌后根据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抗战期间，中国***领导军民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家们书写军民打击日寇的英雄故事，歌颂军民英勇抗战的战斗精神，作品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气息。
丁玲在延安创作了大量作品，着重塑造解放区的人物形象。他们中，有部队的领导和战士(《彭德怀速写》《秋收的一天》)，有处于过渡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夜》《田保霖》)，有刚踏进新生活的青年知识分子(《入伍》《在医院中》)，有受尽磨难而坚强不屈的农村妇女(《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
1937年10月到12月，周立波来到八路军战区采访，在采访时耳闻目睹了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侵略的动人事迹，《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两个报告文学集正是在这些丰富素材的基础上写成。
1937年11月，“陕甘宁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特区文协”)成立，同年12月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或“文协”)。“边区文协”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抗战文艺工作团，先后分赴晋察冀、晋东南和陇海前线等地。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后改名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不断涌入延安的作家纷纷来到“鲁艺”担任干部或教师，到延安后成长的青年作家许多都是“鲁艺”文学系毕业。曾担任“鲁艺”文学教员的沙汀，随贺龙到过晋西北和冀中抗日游击区，写下特写《随军散记》(《记贺龙》)。在“鲁艺”文学系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柯蓝，1944年发表了章回体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初发表时名为《抗日英雄洋铁桶》)。
1938年4月，刘白羽出版了报告文学、小说集《游击中间》，作品以滹沱河一带为背景，描写游击队的抗战生活。柯仲平创作了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反映陕甘宁边区人民武装抗敌锄奸的英雄史实。
1938年8月至1939年夏，卞之琳访问了太行山根据地，并随军生活了半年。他根据亲身经历和七七二团政治部副主任卢仁灿的日记创作了二十多篇散文，结集为《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出版，真实记录了七七二团克服重重困难英勇杀敌、迅速发展壮大的情况。
1938年武汉沦陷后，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诗人被黄河的独特气势所震撼，酝酿已久的诗情爆发。返回延安后，他在1939年的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黄河》，音乐家冼星海听后抱病创作，完成了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1939年4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同年5月公演，轰动了延安。
在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孙犁别具匠心地选取农村妇女这一群体为小说集《荷花淀》的人物形象，用朴实的语言书写出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
1945年，马烽、西戎参加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根据会上宣扬的民兵英勇战斗事迹，写出章回体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并开始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小说歌颂了吕梁人民在强敌面前不低头的英勇抗战的精神，以康家寨的抗战折射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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